在动员金融剩余的过程中，金融制度替代了一部分税收制度的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制度又进一步替代了财政制度的功能。
四、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转型，业务结构更为多元，增长模式更为稳健。2017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加权平均达到33.33%，已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2017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周期性回升和中国经济转型不断取得进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根据2017年上半年末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行业整体不良率稳定在1.74%，部分银行和部分地区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出现双降，拨备充足对后续继续消化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以及支持未来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二、银行资产质量压力缓释，跨周期管理能力得到检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稳步推进，过去主要由地产和基建等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开始出清、集中度开始提高，消费升级逐渐成为总需求上升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些有利的经济变化反映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指标上，就是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经历了经济回落初期从高位的回落之后，进入2017年开始企稳并呈现触底回升态势。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下，中国银行业为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覆盖新的客户和市场，探索新的业务增长模式，例如传统的信贷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再一味追求信贷规模扩大支持下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共识，一些银行开始主动选择收缩资产负债表、调整收入结构，向资本耗用低的轻型化银行发展。
银行通过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加强对上下游金融机构的服务整合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经过此轮周期的考验，中国银行业更加注重提升资产质量的战略布局能力，同时探索了不良资产转让或证券化、债转股等新型的处置方式，强化了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倡导并推动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
我们的研究表明欧元的出路可能是转变为主权货币。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来料加工产业创造的增加值绝大部分体现为对外贸易顺差，需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形式实现其国民财富的积累。其实，加入SDR只是人民币国际化路途上的一道风景，让我们赶路时感到一时的娱悦，但前面仍有高山峻岭等着我们去翻越。因此，解决全球不平衡带来的不稳定性问题，需要从实体经济调整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层面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2.0版。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征收本国全球化资本的所得税，那么这家全球银行信用和资本充足率就无法维持。
欧洲与法国的顶尖国际经济智库（Bruegel﹠CEPII，2011）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40-50年间可达全球三分之一。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毫无价值尺度的功能可言，进而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至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结果远远偏离了日元国际化的初衷。其与全球化1.0版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储备货币将由多个大经济体的货币构成，并且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成长大国的货币加入其中，使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拥有坚实而稳定的动态经济基础。
这种金融的行政垄断带来两个不可避免的严重结果：第一，市场信用基础长期缺失，即使是商业性的金融活动也都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导致风险集中转嫁国家的严重机会主义、金融腐败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有序推进，成为一种具有稳定作用的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变动不仅无法吸收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冲击，反而会在预期自我实现的正反馈机制下放大市场的不稳定。政府垄断金融活动不仅意味着金融服务市场（银行业、证券业）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而且意味着居民储蓄或民间资本不允许在海外配置。
2000年到2011年8月间美元对16种大宗商品指数贬值了75.6%。第三，大宗商品计价的推进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和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把握时机大胆推进。
美国目前就扮演着全球银行的功能。外汇储备85%以上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的国际支付与清偿能力，而是作为国民财富的储存形式。
笔者较为认同第二种解释。笔者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分为最低目标、最高目标与可以兼顾的全球目标，以下分别予以探讨。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国际汇率波动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管理。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在于：我国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的汇率政策，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还将延续或加快。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消费信贷、教育信贷促进本地消费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以人民币为载体的亚洲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将有效缓解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给美国金融市场施加的压力。21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30%与80%分别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持有。
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第二种观点认为亚洲新兴市场与大宗商品出口国金融欠发达(Caballero, Ricardo J., Farhi, Emmanuel, Gourinchas Pierre-Olivier, 2008a。
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货币当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镑作为准备金（Fischer,1982），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Shannon,1951。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是强化政府公信力，建设规模巨大、流动性充分、安全可靠的国债市场（包括高信用等级的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准国债市场），适时先行对外开放。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合计的GDP总量占比会从47%下降到34%和28%。因此顶着美国等西方压力，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及随后的大幅度贬值是完全必要的。通过地区开发银行的发展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本土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促进资本在亚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有效配置。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大都以美元储备资产的形式持有。
第二，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的扩张。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会替换美元在亚洲的流通，但是这种替换应该是有序和可控的。
美元投放越多，石油涨价越甚，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也就越大。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
金融危机发生后，众多国际经济学家探讨了金融危机成因，认为危机与全球经济不平衡相关。出于套利或套汇等动机的纯金融交易已占97%以上。
这使中国对亚洲中间产品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保持贸易逆差，并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帮助这些国家也包括自己积累起大规模美元储备。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国际学者在分析货币国际化程度时用得较多的指标或替代变量是此种货币在全球可识别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亚洲则需要大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消费以及为本地区消费服务的投资与生产。
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推进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中国参与其中的加工组装位置使得在中国境内创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实现。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持续买入美元的操作使中国在很多年份基础货币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以美元为十足储备。四、可兼顾的全球目标：形成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GDP占全球比例将从2011的17%上升到2030和2060年的28%，美国同期则从23%下降到18%和16%。因此，中国做大做强香港、新加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上海在岸型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可以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再平衡做出重大贡献。
